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路知意问路雨:“我该怎么办?”
路雨说:“没人规定作文得完全真实,创作这种事情嘛,真真假假,虚实结合就行。”
于是用了一整个下午,路知意写出洋洋洒洒八百字。
她语文一向不错,写作功底强,于是周一的班会课,老师让她上台朗诵这篇得了优的作文。
她站在台上,低头看着手里的作文本,念道:“我的父亲是一名村官,他在冷碛镇担任村支书一职——”
台下立马有了反应。
一个初中与她同班的男生忽然出声:“不对!你爸爸已经不是村支书了!”
班主任还没来得及阻止,男生已经一语道破真相。
“他现在是劳改犯!”
全班哄堂大笑起来。
劳改犯这个词语,在这群孩子们的生命里只以一种形式出现过——每当班里的男生剃了个近乎光头的板寸时,就会有调皮蛋开玩笑说:“XXX又剃了个劳改犯头!”
这个词也便失去了原有的残酷意味,成为了一个颇具喜剧色彩的词语。
可对于路知意来说,它一点也不好笑。
劳改犯三个字,意味着她的父亲在坐牢,在服刑,在接受来自命运最严苛的惩罚,在时刻忍受与至亲分离的苦痛。
后来呢?
后来,站在一众探寻的目光里,路知意把作文纸撕了。
班主任欲说点什么,收拾这烂摊子,可她赶在她上台之前开了口。
手里用力地攥着那把碎纸,嘴上轻描淡写,“我爸爸是个劳改犯,在坐牢,过失杀人罪。死的是我妈。”
“……”
就连班主任都忘了说话。
“他以前是村支书,老好人一个,冷碛镇家家户户出了事他都第一个赶到。修路他参与,报酬都分给村民。人家打架他出面,最后被误伤到头破血流的也是他。镇上有人借钱开养猪场,结果那年夏天猪链球菌爆发,没一头剩下,十万块,他攒了一辈子的积蓄,就那么笑着跟人说:不用还了。我妈说他是傻子,好人二字,大抵都和傻脱不了干系。”
“他当了半辈子村支书,人人都说村官油水多,可他一个子儿也没存下。家里的电视机用了七八年,坏了无数次,我妈要买新的,他一个人捣鼓半天,非说还能用,结果转眼就给镇上的孤寡老人买了台去。镇上的孩子偷了我妈过年腌的腊肉,那是我妈准备拿去市场卖的,我爸说小孩子,不碍事,谁吃了不是吃。他俩总吵架,吵了大半辈子。”
“我初一那年,他去山上监督工人修路,有人受伤进了医院,他赶回家拿钱给人垫着。结果回家的时候,家里多了个衣衫不整的男人,打了个照面,急匆匆跑了。我妈拉着他不让他追,他急了,猛地一推,我妈从二楼摔下去,头朝地,当场死亡。”
教室里鸦雀无声,所有人都瞠目结舌看着她。
路知意低头,摊开手,那堆碎纸被她手心的薄汗浸染,湿乎乎的。
她笑了笑,说:“我爸是个劳改犯,有人说他杀了我妈,心狠手辣。”
抬头,她环视一圈,平静地说:“可我知道,我爱他。”
《我的父亲》,这就是她的作文。
第一次触及这个话题,大抵也是人生里的最后一次。她带着报复心理,像是《基督山伯爵》里写的那样,完成了一场自我复仇。
寂静的教室里,就连三十来岁的班主任也怔在原地。
次日,她去镇上的理发店剪了一头板寸——众人口中的“劳改犯”发型。
镜子里,理发师手持剪刀,迟迟下不了手,再三询问:“……真的要剪?”
她言简意赅,“剪。”
细碎的发丝落了一地,镜子里终于...-->>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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