责任。”
中方是想以此予法阻吓,挡住法军进一步攻略北圻的脚步;而法方则担心,中、法两国军队在北宁的直接冲突,可能导致中、法之间爆发大规模的战争,因此,不管北宁一役中、法两军实际上会打成什么样子,开打之前,都一口咬定,北宁城里木有中国军队。
中方的“坚称”,当然吓不住法国人,不过,法国人的表态,也足堪玩味了。
马尾一役之后,法国依旧“坚称”:中、法两国并没有“进入战争状态”,“马尾战役仅仅是法国对之前的观音桥事件的报复,并不意味着法国对中国宣战。”
而这一回,中方的调子就高的多了。
八月二十六日,法舰队还没有驶出闽江口,还在忙着打前文提到的“通航战”的时候,上谕明发,痛詈法国:
“专行诡计,反复无常,先启兵端!若再曲于含容,何以伸公论而顺人心?用特揭其无理情节,布告天下,俾晓然于法人有意废约,衅自彼开!”
上谕明确要求,沿江督抚,整饬军备,准备对法开战。
这道上谕,虽然掷地有声,不过,究其竟,还只是一道内部的动员令,并不是真正意义上的宣战诏书。
事实上,中法战争,只是一场“事实上”的战争,在法理上,中方也好、法方也好,由始至终,都没有向对方正式宣战。
怪不得英国人将中法战争称为“奇怪的战争”。
之所以出现这种看似奇怪的局面,说穿了,也不算稀奇——根本原因在于,中法双方,都不希望打一场大规模的战争。
中国作为弱势的一方,战争规模过大、持续时间过长,将耗尽国力,断送同治初年以来的宝贵的和平建设进程;法国虽贵为世界第二强国,可是,战场距离本土太远,战争的单位成本过高,战争规模过大、持续时间过长,一样会精疲力竭,国运因之而生顿挫,亦不是没有可能的事情。
因此,中国只能抱定一个“衅不由我开”、但法国若“先启兵端”、便不再“曲于含容”的宗旨,也就是说——“防守反击”。
这个“反击”,是“有限反击”,不是“追穷寇”的那种反击。
法国人打的,则是一个花小气力、赚大便宜的算盘。
可是,正如李鸿章之所言,“今日之中国,已非咸丰季年之中国”,法国人花小钱、办大事的盘算,怎么打都打不响。
法军在战场上的局部胜利,怎么也转化不成茹费理心心念念的巨额赔款,打来打去,最后,打出一个镇南关大败,紧接着,将谅山也打丢了。
不过,这个算盘,打的响也好、打不响也好,那是就整体战局而言的,若局限于马尾一隅,船政舰队和张佩纶的悲剧却是注定了的:
敌我实力悬殊,我方既不能阻止法舰进入闽江,又被“衅不由我开”绑住了手脚,不能先发制人,坐失唯一胜机,这种情形下,就算换一个能力倍于张某的人来“会办福建海疆事宜”,也没有避免失败的可能,更何况,张佩纶的能力又非常之可议呢?
或云:法舰进入闽江的时候,不能阻止,无可奈何,那么,法舰出闽江的时候呢?
此时,“衅自彼开”,条约和公法的羁绊,都已不存在了,“层层相连、环环相扣”的天险,该发挥作用了吧?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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