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王国维按照胡适的分类,属于旧文化人,不过学问确实很高,明年就会进入清华刚刚成立的国学院,位列四大导师之一。
四大导师中还有梁启超。而最近,李谕就收到了梁启超的讲学社发来的消息:泰戈尔到中国了。
泰戈尔首先抵达的是上海港,负责迎接的是徐志摩和林徽因,两人也是此后泰戈尔的翻译。
不过泰戈尔的访华,显然没有此前杜威、罗素,以及李谕请来的爱因斯坦、普朗克、居里夫人影响大,甚至早在他还没抵达港口时,很多国内的知识分子就开始反对了。
比如年轻的茅盾,提前发表文章,警告那些涌向码头的崇拜者,不要被泰戈尔的“东方文化”和“灵魂的乐园”等说辞所迷惑。茅盾写道:
“我们以为中国当此内忧外患之际,处在帝国主义和军阀专制的双重压迫下,唯一的出路是中华民族的国民革命。而要达到这一目的,唯像吴稚晖先生所说的‘人家用机枪打来,我们也赶铸了机关枪打回去’,高谈东方文化实际上等于‘诵五经退贼兵’!而且东方文化这个词是否能成立,我们还怀疑得很呢!”
等泰戈尔抵达码头后,就进行了一番演讲,令大家非常惊讶的是,泰戈尔不仅吹捧“东方文明最为健全”的传统观点,竟然公开批评起了中国的新文化运动,指责“亚洲的一部分青年,正在抹杀抛弃亚洲古来之文明”。
这就把几乎整个中国文化界的后起之秀给得罪了。
尤其是一枝独秀陈仲甫先生反差最大。
仲甫先生曾经在1915年翻译发表过泰戈尔的诗作,介绍泰戈尔是“提倡东洋之精神文明者,曾受诺贝尔和平奖金,驰名欧洲。印度青年尊为先觉,其诗富于宗教哲学之理想”。
而这一次,仲甫先生就不客气了,发表了《泰戈尔与东方文化》等多篇文章,评价道:“泰戈尔初到中国,我们以为他是一个怀抱东方思想的诗人,恐怕素喜空想的中国青年因此更深入魔障,故不得不反对他,其实还是高看了他。他在北京未曾说过一句正经话,只是和清帝、舒尔曼、安格联、法源寺的和尚、佛化女青年这类人,周旋了一阵。他是一个什么东西!”
并且奉劝道“请不必多放莠言乱我思想界,泰戈尔!谢谢你罢,中国老少人妖已经多得不得了啊”!
吴稚晖指责得同样很犀利:“泰戈尔先生心知帝国主义可恨,却不给国人一些能力,只是叫嚣处于旧石器文明的人们抱无抵抗主义,等候使用铁器的帝国主义自己恶贯满盈。那正如我们乡里有句俗话‘把自己作烂菜叶,卧在地上,希望叫强盗滑倒’同一滑稽呀。”
胡适本来也挺喜欢泰戈尔的,听了他反对新文化运动的话,态度立马转变,不过胡适的反对之语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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