在张伟扎根台北,剑指台南之际,北京紫禁城乾清宫大殿的金銮椅上,端坐着一位面白无须的青年男子,头戴翼善冠,身着四团龙袍,腰缠透犀腰带,因天气溽热,大殿内虽阴森幽暗,但通风不佳,殿内众人也只待了一个时辰不到,便各自汗透重衣。
那青年看在眼里,只不做声,眼见各大臣额角冒汗,却只是端坐不动。峻刻寡恩,正是大明天子的一惯传承。此人正是刚继明熹宗朱由校皇位而登基为帝的崇祯皇帝朱由检,他逝后庙号繁多,有怀宗,毅宗,思宗之,不过现下继位一月有余的皇帝,此时正踌躇满志。虽辽东之地已失大半,天启七年正月后金又征伐朝鲜,大大明眼看要失去最忠实的盟友及辽东最重要的战略伙伴,三月,陕西王二率众起义,杀知县张斗耀,困扰崇祯帝十七年的明末农民大起义已然拉开序幕……但现在这位皇帝对末来仍是充满信心,“中兴大明”在他看来,并不是可望而不可及的。现下在殿内召集诸阁老大臣议事,议题却不是什么军国大事。新皇继位,已定了开明年为崇祯元年,诏告天下,除此之外,便是先皇陵寝奉安的大事。现下议的,便是选址,动工,命名等事。选址的事情其实最为简单,自永乐十一年,成祖长陵峻工之日起,直至熹宗病逝前,北京城外的天寿山已安葬了大明帝国的十一位皇帝。虽二十里内没有那么多的龙脉,不过子孙相依为陵的做法早已约定俗成,在这种事情上与祖宗成法对着干是完全没有必要的,故而熹宗皇帝葬于天寿山亦是必然之事,八月底的时候,新继位的皇帝便派了大学士施凤来、司礼监的李永贞勘探陵寝地址,八月初,便已将地址定在世宗皇帝永陵东北一里处。适才工部尚书薛凤翔在殿上题奏:“各陵惟长陵、永陵、定陵为壮丽,而皆费至八百余万。今议照庆陵规制,可省钱粮数百万,查庆陵曾发内帑百万,谨
援例以请。”原以为顺理成章的事,敦料皇帝大发雷霆,当即将题本掷还,令工部尚书仔细核算,不得因循旧例。
各人眼见皇帝如此,一时间到也不好转弯,大学士黄立极眼见皇帝怒气未消,只得向崇祯帝奏道:“臣亦知现下内廷坚难,内帑乏用,臣愿捐白银二百两,以助陵工。”
他这么一开口,其余诸臣便也纷纷奏请捐钱,依官职大,几百几十两白银不等,崇祯见诸臣如此,脸上神色渐渐和霁,向诸臣道:“诸臣工肯如此为朕排忧,朕心甚慰!国家多事,皇兄陵寝又不可马虎完工,朕心甚是忧急。也罢,便从内帑拨银五十万,以期陵工速成!”
他这般慷慨激昂的掏出银子来,殿上诸人一时间竟不知如何做答为好,半响,方有那薛凤翔奏道:“陛下,恕臣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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