他皱眉又道:“若是唯持现下的汉军及厢军人数,只怕还维持的下来,尚且有些盈余。可若是依你的想头,整编厢军也还罢了。大量招募汉军,咱们却哪里来的钱?饷银、军服、军械、每月用度、训练费用,汉军扩至三十万,你算算要多少钱!”
他侃侃而谈,大倒苦水。张伟却也是头疼不已,他去年打下江南后,为定民心,为安士林,下令不逮一官,不杀一人。后来局势初定,乃捉拿了一些阉党余孽,抄拿家产。到了弄到了一百多万两银子,再加上充公的土地房产,收益甚是可观。可是阉党可以拿,普通的官员和宗室却是不能动弹。且为了安定新附降官,纵是投诚后还有贪污者,被都察院查了出来,也只是令密录在案,不能处置。总归是为了稳住大局,不使江南混乱为要。
待到了此时,张伟又在新官制与旧官制之间舞蹈调和,又对应付清流士林对他的非议责难,还需提防贪官污吏在地方激起民变。自台湾过来的官吏百姓又对内地种种陋习充满责难,对张伟姑息甚是不满。自年是镇之以静,今年却再也不能如此。是以在补充各种税史关史之余,又派遣了大量台湾官吏及官学子弟,充实地方,暂停佐杂官员,学习政务熟习地方,以备改革。
明朝正员虽少,佐杂官员再加上编外人员,却已经是地方上的一大负担。冗官冗员负担极重,各地方正员不通政务,凡事委给下属。下属们又委给班房皂隶,皂隶们却还有帮手、伙计。这些人扰民则可,办事却是一点不行。当时的中国还是农经济,政府不过是收取些赋税罢了,什么盗案贼案,多半还是乡间自已私了。若是经了官府,只怕中产之家乃至破产,门户的乃至破家。至于什么劝农耕织、兴修水利等务,却是根本无人过问。
张伟派了官员至各省、州府、县,原是要大兴水利,发放良种,甚至兴办织布等贸易工厂,改良卫生习惯,大办教育等务。那些明朝旧式官员,却是爱理不理。在他们看来,多一事则是生一事,好心亦可办了坏事。徭役过重,兴事太多,除了激起民变,还有何益?这到是正派官员的想法,那些自身不正,看谁了汉王殿下不欲生事,不想处置旧明官员的心思,正欲大捞特捞,巴不得汉王生事,他们好从中渔利。是以拼命巴结上头自台湾派来的官吏,哪怕是职衔都不如自已,也是抱足了他们的大腿,指望着与这些天子近臣打好关系,用来威压原有的旧明官员。结果这半年除了大集了百万民工,由官府给了工钱,修耸了几条直道,连接江浙闽湘等省,又广设驿站,以通邮传之外,其余诸事竟不能办理。正直官员不欲多事,品行不好的又不敢信重,江南治理竟陷入了两难境地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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