发动的战争,输得这么惨,这些人不管是表面还是内心都是服气的,跟从强者本来就是日本人的传统,其实日本国内底层的农民过得日子,可能还不如华夏,而他们却是侵华日军最主要的兵源。”
野坂参三与来自延安的一个叫做“反战同盟”的组织从1940年初开始就在作战俘的工作,如今9个月过去了,他们的成绩斐然,一说到这里,“反战同盟”的骨干前田光繁和香川孝志便兴奋不已。
“通过上课、放电影、谈心等手段,我们在战俘当中建立了相当的影响,越来越多的普通士兵认识到了这场战争的反动性,一些积极份子用当众忏悔的方式表达了自己的转变,他们的带头作用像瘟疫一样传染了整个营地,许多人表示,要用积极的劳动来为自己犯下的罪行赎罪,有些人甚至要求组织反战部队,投入到这场反侵略战争当中去。”
沈云对此表示鼓励:“我们欢迎一切反对日本法西斯军国主义的志士,对于他们将酌情减免刑期,有突出贡献的人士,还会加以表彰。”
香川孝志作为前日本士兵,有着更迫切的愿望:“我们已经不满足于喊话和反战宣传,华夏的悲剧在日本国内,如果有可能,我们愿意潜回国内,更多地宣传反战思想,特别是在广大农村地区,他们很多家庭的孩子都死在了华夏,战俘营里的8万多人,在日本政府的口中,也是战死者,我们想揭露这些阴谋,让普通民众看到真相,他们一定会对政府产生不满,我们希望未来的日本,会是一个向往和平的国家。”
野坂参三也向她表达了类似的愿望。
“我与多田骏等高级将领做了多次交谈,他们内心其实已经动摇了,但痛恨的是掌权的军部和政府,对天皇还抱有期望,一直认为是那些人蒙蔽了天皇,才会做出错误的判断,这些人在注重阶层等级的日本军人当中有着很高的声望,如今,所有的尉、佐中低层军官都被赎回去,只有他们几个留下来,声望不降反升,一些比较顽固的士兵或许不会听从我们的宣传,但肯定会聚集在他们身边,双方就有了合作的基础,如果我们能将这里的8万老兵通通转化过来,就是三到四个野战师团的实力啊,将来一旦有机会反攻本土,他们会是插入法西斯政权的一把锋利的刀!”
日本红党最大的问题就是组织能力不足,没有掌握一支属于自己的队伍,野坂参三从莫斯科来到延安,亲眼看到了华夏红党是如何从一无所有到强大起来的全过程,几乎同样的社会结构,也为他们打开了思路,从统治力量薄弱的乡村着手,建立起自己的武装,在运动中消灭敌人,一步步扩大根据地,最终夺取全国政权。
对于他们的愿望,沈云表示了谨慎的欢迎,因为事情太大了,几十上百个鬼子都好说,这可是8万人,3-4个师团啊,谁敢保证不会成为反戈一击的毒瘤?
电报请示刘开放的结果让她有些吃惊。
“来电悉知,日俘问题,大可放手去做,作战部队之请亦可考虑,此为大大有利之事也。”
她不知道刘开放哪来的这么大的信心,还是盛玉华心细,随后来电向她做了解释。
原来,刘开放认为,自己所了解的倭人有一个特质,一旦为强者所征服,就会义无返顾地追随到底,对同族都能毫不犹豫地下手,其忠心程度,比本族人更甚。
在滨海区的所有日俘,包括那20多万开拓团的移民,都是被日本政府无情抛弃的棋子,他们在国内的亲人得到的消息是一纸阵亡通知单,哪怕反水回到国内,也会被人瞧不起,可以说,完全断绝了后路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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